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对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来说，自由港对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自由港出现于欧洲，法国在13世纪就已经开辟马赛港为自由贸易区。1547年，热那亚共和国正式将热那亚湾的里南那港定名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港。其后，为了扩大对外的国际贸易，一些欧洲国家陆续将一些港口城市开辟为自由港。如今，因应全球的贸易活动与经济发展，自由港的数量已上升至130多个。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解码世界各主要自由港，以期为中国内地的自由港建设提供借鉴。这一期，我们的目光将投向具有百余年自由港历史的香港。1842年后，香港成为自由港，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范围包括整个香港地区。175年间，香港已经从起步时期的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商业中心。当前香港自由港的国际地位广受肯定，不仅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且得益于特区政府的诸多努力，包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和简单低税制，打造便利营商环境和推进贸易服务全球化，以及积极完善便商利贸措施。无疑，香港自由港建设的经验将为内地提供借鉴。

 

导读

 

今天，全球自由贸易港面临多重挑战。尹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之后，各区域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产业链、价值链重新分布；发达经济体目前正在“加深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徘徊，受美国加息、减税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处于重构阶段。

 

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已走过几百年的历程。早在十六世纪中期，伴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在联结远东、近东和欧洲地区的热那亚湾，雷格亨自由贸易港（Leghohy）宣布成立，这是世界上首个被正式命名的自由贸易港。此后，设立自由贸易港之风从地中海蔓延到欧洲，在世界各地盛行起来。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自由贸易港，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对于中国内地来说，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对于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新加坡、迪拜、鹿特丹等典型自由港的发展经验，可为中国内地自由港的建设提供借鉴。

 

世界自由港的变迁

 

“早期的自由贸易港主要是进行转口贸易，二战之后是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结合（工贸结合型），此后，随着功能不断地增加，又由工贸结合型转变为综合型自由贸易港。”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尹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今天的自由贸易港在功能上各有侧重。有学者认为，新加坡是综合型自由贸易港，德国汉堡、韩国釜山、迪拜自由贸易港是工贸结合型自贸区，荷兰鹿特丹港为物流型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港的雏形两千多年前已形成：在地中海沿岸，一些地区为扩大贸易往来，开始允许外国商人和商品自由进出。1547年，意大利热那亚湾的雷格亨港被辟为自由贸易港，这是历史上首次正式以“自由港”命名。17世纪开始，欧洲一些贸易大国将主要港口和城市辟为自由贸易港，如意大利的热亚那、法国的敦刻尔克、德国的汉堡和不莱梅、丹麦的哥本哈根等。

 

“那时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主要是降低税负，货物进出口减免关税，以此来吸引物流集散，通过规模集散来降低贸易成本，扩大转口贸易。港口竞争力主要是体现在散货效率高、辐射能力强、税负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全球逐渐形成以自由贸易港为枢纽港的货运网络，其他港口成为围绕枢纽港的喂给港。伴随自由港国际货物吞吐量激增，进出口保税加工逐渐发展，以临港加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形成。

 

二战之后，直接经营贸易和出口加工区应运而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蓬勃兴起，促进了自由贸易港所在地区和国家原材料的利用、加工和出口创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59年在爱尔兰设立的“香农国际航空港自贸区”被认为是最早的出口加工区。

 

“自由贸易港的产业升级，从最开始的装卸转向物流服务、进出口加工、临港工业、国际海事服务、国际金融、国际会展、国际法务等咨询服务、高端服务业，商业人士和资金不断聚集，自由贸易港逐渐成为要素集聚的区域经济中心。”陆菁对记者称。

 

有着“欧洲门户”之称的鹿特丹港，是世界上通关效率最快的海关关区之一，全港利用PORTBASE系统来进行港区的信息交互；物流的高度集中使该市炼油、化工、造船等临港工业发展起来。它的转型反映了侧重物流、货运的自由港“功能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自由贸易港的兴衰反映了世界历史变迁。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欧盟关税同盟建成，并发展成为欧洲单一市场，成员国之间大部分货物实现免税流通，欧盟内的自由贸易港由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汉堡自由贸易港于2013年拆除围栏，终结了120多年的历史。

 

今天，全球自由贸易港面临多重挑战。尹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之后，各区域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产业链、价值链重新分布；发达经济体目前正在“加深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徘徊，受美国加息、减税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处于重构阶段。

 

“自由港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进一步提高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完善营商环境，同时配套税收、出入境等优惠政策。”他说。

 

注重发展服务业

 

国务院今年3月印发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

 

“今天自由贸易港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概念了，从香港、新加坡、鹿特丹的发展来看，自由贸易港同时加入了高水平的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自贸协定（FTA）、共同市场或单一市场。所以中国内地建设自由贸易港，更应借鉴的是高水平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经验，其中投资尤为重要。”尹晨说。

 

依托Jebel Ali港而建的Jebel Ali自贸区（JAFZA），成就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迪拜。阿联酋70%的非石油集散交易汇聚于此，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自贸区。

 

JAFZA出台了诸多便商政策，如区内公司可享有100%外资拥有权，无外汇限制、雇佣限制、贸易壁垒。1985年成立之初，该自贸区只有19家企业入驻，如今吸引了7000多家公司，包括超过100家财富500强企业，涵盖了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认为，自由贸易港应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国际贸易中心的能级；培育发展国际航运、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产业的全球化功能和业态。

 

从单一转口贸易经济转型为总部经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创新中心，新加坡自贸区扮演了重要角色。起步于1969年裕廊码头内划设的第一个自贸区，新加坡陆续在毗邻港口和机场设立了8个自贸区，企业化运营大大提高了自贸区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值得借鉴的是，新加坡注重发挥现代服务业的优势，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使自由港朝着科技化方向发展。公司注册手续少、成本低等便利条件，使得大量跨国公司选择扎根新加坡。

 

“自由贸易港已经进入中国时代，依托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国地位，2007年之后，中国多个港口已稳居全球吞吐量前20，上海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舟山为全球最大干散货港。接下来，应考虑如何利用中国内地制造、物流和货运的全球优势，在国际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有所突破。” 陆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对记者介绍称，我国现有的六种海关特殊监管区主要都是侧重便于制造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保税物流园区，虽然强调吸引物流服务业，也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制造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需要突破制造业的范围，更加重在吸引服务业的集聚。”

 

“从硬件来看，中国内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通关、监管等程序上都已逐渐成熟，但在金融配套设施方面，香港、新加坡等世界一流的自由港走在前面，可为内地的自由港建设提供借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基于自身国情探索

 

事实上，对于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区或自由区，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法定定义区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称自由贸易港为“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注重‘改革’的功能，以‘放管服’为抓手，将进行改革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引入负面清单、单一窗口建设，海关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等，是在现有框架体制下的创新；但自贸港是全新的，它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举措，一旦设立将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最重要的里程碑。”陆菁说。

 

不过，多位受访专家强调，中国内地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不可简单复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而应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

 

“无论是自由贸易港还是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由于法律制度框架、监管成熟度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差异较大，可能很难完全借鉴。对标国际标准，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来不断完善。”尹晨说。

 

崔凡认为，与我国香港和新加坡等规模较小的单独关税区域不同，中国内地经济规模巨大，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首先需要考虑其与内地的联系和区隔问题。

 

在他看来，资金与人员的自由进出是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设计的重点与难点。货币的可兑换性与资金进出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客观上会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既要提高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程度，又要守住安全底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转型经济大国来说，主要需要依靠自己根据国情摸索创新改革的道路。

 

“最近我注意到广东在探索非居民账户加（NRA+）的改革，这一改革虽然不是仅仅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自由贸易港进行的，但是它在平衡资金进出便利性与金融安全性方面就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崔凡说。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往往承载了国家重大战略。以俄罗斯为例，为支持远东开发战略，该国设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缩短了通关时间，并为入驻企业提供了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今年以来，中国经由俄远东口岸出口至俄的货运量增长了3倍。2016年，中国和俄远东联邦区贸易额超过60亿美元。

 

中国内地要打造新的对外开放高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成为重要战略部署。“中国内地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响应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承接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使命。”陆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从漫长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港、巴拿马科隆港等自由贸易港的开辟都依托于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大型集装箱码头似乎是自由贸易港的先决条件。不过，并非所有的自由贸易港都必须靠近国际海运航线。

 

崔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称，美国辛辛那提对外贸易区是依赖内陆河港、空港和铁路发展起来的，迪拜机场自贸区、新加坡空港物流园区、土耳其阿塔图尔克机场自由贸易区都是依赖空港发展起来的。

 

他认为，中西部地区也可以探索建立一个内陆自由贸易港或者无水自由贸易港，以配合“一带一路”倡议。

 

“自由贸易港主要应该通过高度开放，吸引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与人才的集聚，打造区域价值链的核心节点。如果在中西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能够打造一个依托中欧班列以及空港的自由贸易港，辐射中亚、中东欧等地区，有可能强化中国在欧亚大陆价值链中的地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