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或已经离开中国。就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

（1）这样的产业迁移现状如何？

（2）产业迁移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中国企业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产业迁移？

（4）作为采购供应管理人士又该做些什么？

本文将就产业迁移及其对企业采购供应管理的影响展开初步的研究和分析。

二、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现状

（一）外资企业的迁移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提法始于奥巴马在2009年11月的讲话，其提出要增加美国的生产和出口，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岩石而不是沙滩上；要发展传统制造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而不是过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业。此后，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并逐渐体现出了政策效果。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12年4月对美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在年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企业中，有37%表示正计划或积极考虑将生产设备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在销售额达100亿美元以上的最大型企业中，有48%采取了回流措施。例如电气设备制造商爱默生（Emerson）已将工厂从亚洲搬到了墨西哥和北美，以更接近客户；制造家庭用品的瑞典企业宜家（IKEA）已建立了其在北美的首家工厂，以此来削减运输成本；电动工具制造商Desa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因为其节省的运输和原材料成本要高于增加的劳动力成本；2013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伯灵顿棉纱工厂将生产重心转移回美国。目前，该企业在中国有2家分公司，墨西哥有3家，而美国有7家，北美业务占总业务的83.3%。此一系列举动的结果就是美国非农私企就业人数持续增加。2014年 4月份商品生产领域就业增长了24,000个工作岗位， 制造业投资恢复明显。于是，近几年来关于美资制造业是否已经回流的话题讨论热度较高，而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产业价值链看，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逐渐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两端延伸（主要指市场与研发），而将处于中间环节、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一分工的结果使得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普遍经历了趋势性萎缩。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到2002年这一占比降至30%，2012年进一步跌落至17.4%。

在此期间的2010年，美国保持多年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被中国取代。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似乎发生了“逆转”。相对于其他行业，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就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数据表明，1970—2009年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4.4%降为12%，但此后开始企稳，在2012年回升到12.3%。从绝对值看，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增长（扣除价格因素）也快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主要工业国家，同日本的增速相近。

因此，一些高附加值制造业和非全球布局的美资公司部分回流美国是客观事实，是全球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动态调整表现之一，但却是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流动而非单方面地回流美国。就美资企业来讲，有些回流美国；有些则流转至非洲、东南亚以及更靠近美国消费市场的拉丁美洲地区。例如微软集团有计划把其在中国、匈牙利等地的大部分诺基亚手机生产线转向越南。根据计划将关闭匈牙利Komarom全部工厂、转移中国北京和东莞的一部分生产、把墨西哥Reynosa的工厂转变为维修中心。同时将扩大在越南北宁工厂的生产规模，把生产线从2013年的6条增至2014年底的39条。

（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没有固步自封地原地不动。我们同样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收购、开工厂，跨越国境的供应链战略正在形成新的趋势。2013年9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式上就表示，预计未来５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中国以往历年海外投资额的总和。

2014年春节前夕，联想集团收购频频。先是在1月23日与IBM达成协议，以23亿美元收购其X86服务器业务，又于除夕之日与谷歌达成协议，以29亿美元收购后者的摩托罗拉手机业务。两项收购如能完成，联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的服务器厂商和智能手机厂商。联想集团海外拓展的步伐早在9年前就开始了，2005年联想就收购了IBM的PC业务。经过几年的整合和业绩起伏，联想的营业额现已从收购前2004/05 财年的 28.9 亿美元扩张逾10 倍，达2012/13 财年的 340亿美元，高居全球PC销量榜首。这样的成绩不但远远优于方正、同方等国内同行，即使与IBM、惠普或戴尔等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白色家电行业，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基于对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也在考虑把组装工厂开到相对比较便宜的国家去。海信科龙在顺德厂区的产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为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寻求新的布局而成立海外投资建设事业部，负责海外选址建厂。目前，其在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的三个工厂已建成投产，在东南亚地区、中美洲墨西哥、巴西等市场也正在开拓之中。

中国资本投资海外也是备受关注。中国投资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开始注重获取资源；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海外抄底”，低价获取国外的品牌、技术；再到如今，中国投资进入更加理性和市场化的新阶段。

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海外投资、建厂，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采购供应链延伸到了海外，开始了一轮全球范围的资源采购。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在哪里，根据2014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查显示，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积极地在海外寻找供应源。其中，关注东南亚市场的占比12.25%，仅次于欧洲和北美。

 

客观上分析，不能笼统认为在华企业都在离开中国，流向美国。而是大多数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构建新的全球供应网络。因此，采购供应职能也在相应地积极应对海外寻源的工作。

对于外资企业的迁移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我们以典型的美资企业的回流和中国企业的亚洲战略做分析：

三、美资企业回流和中资企业走出去

（一）:美资制造业的回流分析

近几年来，有部分在华美资制造企业选择回迁美国，也有部分企业在美国本土加大投资。但是不能因此确定美资制造业回流是一种趋势。这些选择回迁的企业大多限于高附加值产业，而许多以商品为重点的批量生产领域，如消费电子设备组装或大批量服装制造则不在此列。

 ET 水系统自2002 年以来开始在中国大连生产灌溉控制系统，最近却将生产和组装迁回美国加州。回迁加州一方面会提升生产速度，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会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数量，也会加速产品的开发和创新。

 高端炊具制造商All-Clad Metalcrafters 正将盖子生产从中国迁回到美国，目的是为了更贴近客户和其主要的工厂并降低资本成本。

 电子产品制造服务公司AmFor为缩短交货响应和易于设计修改等原因，将离岸线束生产和一些总装从中国和墨西哥迁回到了俄勒冈州并在实施精益生产方式之后发现，其到岸成本均低于它使用海外供应商的成本。

 法鲁克系统供应商宣称它正在将一些烫发器和干发器的总装从中国和韩国迁回到德州的一个拥有1000 工人的工厂内，以降低部分库存成本。

 NCR公司也紧跟在销售地建立工厂的时代热潮，将其服务于北美地区的自动取款机生产线从中国、印度、巴西和匈牙利迁回至乔治亚州的新厂。

由此看来，美资回流只是个别企业在全球化产业调整的背景下的行为，是为了产量、质量、更接近客户等不同目的的行为，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并面对这种产业的迁移。实际上，它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往往依赖于巨额的公共补贴。最重要的是，为了与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竞争，这些新的就业岗位提供的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福利比以往的产业工人享受的要少。

低工资并不是美国为制造业“复兴”付出的唯一代价。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往往还需要提供巨额补贴。田纳西州给大众公司的补贴大约为5.77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岗位28.85万美元。阿拉巴马州为了拿到空中客车(Airbus)的1000个工作岗位，提供了价值1.58亿美元的优惠措施。华盛顿州政府为波音公司提供87亿美元补贴。即使提供上述各种补贴，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自2010年1月以来只增加了56.8万个，相对于2000年至2009年间失去了近600万个工作岗位来说，只是个小数目。

美资制造业的回流，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积极努力（税收减免政策等）的结果，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供应链经营和成本的压力，此外还有风险防范、客户服务等多方面的原因。

就供应链经营和成本的压力，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美国新出现的优势，另一方面是中国市场环境逐渐显露的劣势。

（1）美国新出现的优势：[1]

 政策优惠。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给予制造业大幅度的税收优惠，使得美国制造业的吸引力正在上升。支持和推动制造业发展，是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近年来美国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强。

 廉价天然气能源。天然气不像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容易在国际上进行交易，其价格更具地域性，而美国地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对其非传统资源基础（如页岩气）的不断开采使美国天然气出口增加、进口下降，两者比率从2008 年的24%跃升至2013年的55%。据预测，美国的油气产量在2020年前将增加10%至15%，甚至高达30%至50%。能源繁荣为美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成本优势和新的投资增长点。使天然气价格大幅走低。与中国相比，中国的价格高出美国大约40%。

 劳动效率高。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由于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市场变动等因素，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2002—2011年间，在主要发达国家中（G7集团），美国是唯一经历了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国家。而在同一时期，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却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率提高的势头。

 宽松货币政策。早在新千年伊始，美联储通过各种传统工具和融资渠道创新，在较长时间内推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所谓的“廉价美元”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约130降至92。这为美国制造业及相关出口带来了明显的价格优势。

（2）中国市场环境逐渐显露的劣势：

 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国内由于用工成本、运输成本持续上涨，使得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正在减退。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未来五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成本估计将每年上涨17% ，而美国的涨幅将仅为3%。中国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不及美国同项指标的三分之一，从而抵消了中国的低工资优势。劳动力成本仅仅是影响制造业成本费用变化的一部分因素，其他因素包括电力和工业用地成本。事实上，中国工业用地的商业价格要比美国高出许多。为了确保低廉的用地成本，制造企业需要将厂址迁至内地，但此举又必然招致更高的运输成本和丧失在主要沿海城市业已形成的工业群集优势。除此之外，远洋航运费用的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也是导致中国制造业日渐萎靡的两大重要因素。即随着社会不断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可能在数年后下降，进而推动工资进一步上涨，影响中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 供应链风险加大。制造业的外包使得全球的供应链异常脆弱，例如日本海啸打乱了全球供应链，很多公司都陷入了关键零部件供应断货的尴尬境地。

 通货膨胀因素。中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是外国制造业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通胀水平已经上升了6%以上，而美国大约在3.5%左右。如果通胀保持3.5%的水平，再假设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美国人年均上涨15%，那么2020年之前，中国的“廉价”成本则完全消失。

（二）以PESTEL分析中资企业应该如何跨出国门 [2]

无论是中资企业为组织开发海外市场服务而提供供应链管理，还是作为中国供应商需要应对下游客户海外寻源的战略。对于目前纷繁复杂的局势，作为供应管理人员，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积极应对这样的局面，做出合理的评估和应对准备。

针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局分析，我们应用了管理学上的PESTEL分析模型，又称大环境分析。通过分析宏观环境，不仅能够分析外部环境，而且能够识别一切对组织有冲击作用的力量。它是调查组织外部影响因素的方法，其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因素，可以分为6大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环境因素、法律因素

下面，根据PESTEL分析，我们以越南为例，来观察中国企业在越南寻找供应商或者向位于越南的采购企业供应的各项影响因素：

（1）对企业战略有影响的政治因素

这里包括了政府的管制和管制解除、政府采购规模和政策，例如是否有诸如优先购买本土生产制造的产品的条款，其中美国政府于2009年就有了"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政治因素还包括了某些特种产品进出口关税，所有专利的保护数量，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变化，一些特殊的地方及行业规定，世界原油、货币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国家针对性的进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条件等。

尽管目前及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形势基本趋于稳定的政治局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局部地区的政治民族和宗教方面依然会有潜在或者明显的不可协调性。例如，2014年越南发生的多起针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的投资企业的暴力袭击，这些都是企业在选择供应源转移或者拓展海外市场之前必须认真考虑，事先就应该做出必要准备与安排的。

（2）对企业战略有影响的经济因素

受到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当地居民的失业率、就业状况、消费水平等决定了消费群体受经济影响的状况。并且总体经济发展还会影响当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2003年前后，已经有中国企业选择到越南投资。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南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较低价格的工业原料等更是吸引了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众多外国企业。由于中国企业不仅面临金融危机造成国际购买力下降的难题，而且面临人民币升值对外商到中国采购和中国商品出口的影响，中国的中小企业不得不开展海外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避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出口劣势；另一方面，有竞争力的产品直接到国外销售可以降低出口成本，绕开贸易壁垒。

因为劳动力成本等优势，越南近年来也成为众多产业的投资热点。有公开资料统计称，截至2013年3月底，中国对越南投资有效项目899个，合同总额47.1亿美元，在101个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位。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建筑建设等行业。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4月20日，2014年越南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2.28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占18.5%。[3]

（3）社会文化的因素

我们以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商品的要求影响为例，商品的发展中往往经历了从不了解到尝试到接受，推进到普遍接受最后成为娱乐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部分，甚至产生相应的商品文化。随着人们对商品功效的深入探索，理解商品对人的正面作用，进而因此所形成的接受程度，对本地产品与进口商品的不同态度，对于产品的文化属性的差异化要求等都会促进产品本土化生产制造的不同方式和要求。

（4）技术的因素

综合目前的状况，越南的现有科研能力和综合技术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比较弱。因此，我们认为越南适合生产企业发展，却不适合高科技企业。这就决定了采购组织必须明确区分哪些采购可以延伸到如越南、巴基斯坦之类的东南亚国家地区。而对于那些技术含量高，甚至涉及到专有技术、最新技术发展的采购供应就需要将眼光投向欧洲和北美市场。

（5）环境的因素

这里需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我们的行业与相关行业发展趋势处于何种程度，相应需要考虑的是可能要面对的生产制造环境。这里的环境包括非产业环境，即自然环境、道德标准以及媒体关注程度。众所周知，在东南亚地区的自然环境中，有可能涉及到得是雨季的高湿度、不确定的地域洪水等潜在风险；二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劳工权益保护组织的活动也在唤醒当地劳工的权利意识。因此，采购企业不应该简单地追求最低劳工成本，更应该综合考虑各项成本以及因此可能的社会影响；三是越南的环保评级规定很少，这吸引了很多生产光电产品的外国企业，但环评低标准导致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在短期看，可能对一些企业会有眼前利益，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一定需要考虑未来的成本增加的可能性。

（6）法律的因素

当地国家地区的基本法律认识包括了宪法和当地的民法、劳动保护法、公司法和合同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行业公约等。我们不仅仅要了解法律内容，也应该知道当地人对于法律的认识和遵守状况。

 

产业迁移是趋势，而我们更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对于低端加工企业和高能耗高消耗企业的离开，这正是产业进步和发展的自然规律。提升经济发展的行业水平，促进高科技企业的进步，是企业自身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外界环境变化和危机所赋予的动机。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国门，应对全球化挑战是大势所趋。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倒逼着中国的企业更快地进行升级转型，这里的转型包括了：

(1)由“制造”向“创造”的转型

中国的企业应该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的实力从复制不走样转型为创造的新路上。中国的企业不应该总在引进技术和知识，一再地复制。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近30年所积累的经验，我们通过实践所掌握的技能应该促进中国的企业实现自我的创造。与过去的努力和挫折相比，中国创造的转型的确正在发生。这不仅仅是在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中，也在越来越多的实业中发展。

(2)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的供应链职业化人才转型

在过去，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财力原因，很多企业都在努力寻找外商和外资的合作，希望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和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和制造实力，并期望借此来开拓国际市场。在经历了30年的实践和努力，我们可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成长和壮大。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自信地走向过期市场。在21世纪，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优秀的供应链管理人才，正是因此，我们现在更应该提倡招才引智。需要的是通过引进高素质供应链管理人才的国际背景和实践经历，为企业带来的先进供应管理和采购战略理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正如上面提到的，在企业延伸海外采购供应时，必须考虑当地的法律环境。这就需要采购组织能够尽快地引进熟悉当地法律的人才。只有了解当地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才可以尽快地融入海外环境中，才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对企业的当地生产制造、商业运行、全球供应链发展做出更有成效的贡献和成绩。

(3)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型

与从引进资金和项目转化到引进人才一样，过去的企业的进步往往依赖于设备的建设和发展。而在今天的中国企业，不应该仅是关注与硬实力相关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体系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生产设备，但是，他们依旧缺乏有效供应链管理的组织和领导，这样可能会造成先进设备的闲置或者劳工等的应用不当。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的是供应链软实力的建设。唯有利其器，方能善其事。企业才会有进一步的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

总之，在国际环境日益风云变化的今天，在中国的本土竞争力面临更多挑战的时刻，中国企业的发展更需要开拓全球化的步伐。这样的步伐，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切实可行的，是结合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的战略发展，综合海外实际的情况，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和当地实际资源的稳健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