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突破，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流通业与物流业将发挥什么作用？2012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流通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明确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这两个定位不仅对今后中国流通与物流产业的改革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对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产业发展也将产生巨大影响。基础性主要体现为流通业、物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先导性主要体现为流通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引领度，战略性主要体现为物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渗透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到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围绕供给端与需求端，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相互作用，充分论述了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板块的相互关系。本文将从先导性与战略性入手，说明流通业、物流业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流通五论”，即流通决定论、流通发展阶段论、流通调节论、流通一体论与流通运行统一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与先导性。流通业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是一个晴雨表，流通业的各种问题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所以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同样具有先导性。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度低，而成本过高是国民经济粗放运行的主要表现形式；推进供应链发展是国民经济降本增效的根本出路，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

采购经理指数（PMI）是国际通行的预测国家宏观经济走向的先行指数，50%为枯荣线临界点，50%以下为经济下行，50%以上为经济上行。从2005年7月1日中国制造业PMI正式发布，以及2008年1月中国非制造业PMI发布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走向与PMI完全一致，所以PMI指数成了大家心目中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一个预期，既有权威性又有先导性。PMI指数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拐点的敏感性与宏观走向预期的传导性。而PMI设置的指标体系中主要是流通指标，比如制造业PMI中的新订单、生产、就业、供应商配送、存货、新出口订单、采购、产成品库存、价格、进口、积压订单等等。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其贡献率超过25%。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大，中国PMI指数也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一个指数。根据实际需要，PMI指数已得到广泛应用，如分析GDP走向、股市走向、经济结构走向、行业走向和就业形势走向等等，并从中找到某些规律性趋势或发现突出性矛盾，以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有些产业新订单持续下降，反映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严重。库存的变化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生产方式、流通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生产用原材料、备品、备件下移到物流配送中心是因为物流外包的发展，而产成品库存上移到生产性企业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生产企业成了第一发货点。又如服务业PMI与制造业PMI的深度关联，餐饮住宿业PMI指数的提升往往反映企业经济活跃程度的提高。PMI指数不仅可以看到宏观经济走向，也可以看到资金的流向。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反映资金短缺、融资难，银行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楼市，对实体经济与老百姓的消费挤出效应十分明显。通过对服务业PMI指数的大数据分析，可以从中找到许多规律、新的变化与拐点，有利于服务业的健康发展，这正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而就业指数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研究劳动力结构变化，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可以提供的劳动力正在減弱。

“十二五”时期制造业PMI是逐年下降的，2011年月均51.4%，2015年月均49.9%到了枯荣线以下。非制造业PMI在整个“十二五”时期年均值超过55%，但也是逐年下降的，从2011年月均57.06%到2015年月均53.62%。反映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处于“三期叠加”、经济转型、改革深化阶段，下行压力十分巨大。加上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对进出口贸易造成巨大冲击。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GDP增速，2011—2015年分别是9.5%、7.9%、7.8%、7.3%、6.9%。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全年制造业PMI一直在枯荣线上下，从1月的49.4%到12月的51.4%，全年平均水平为50.3%，高于2015年0.4个百分点，从8月开始一直超过50%，但十分微弱。这说明，一是经济开始平稳；二是上升空间不大，下行压力不减。非制造业PMI一直在53%左右，比较稳定，从8月开始上升较快，反映服务业发展出现了新气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的评价是，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对外开放布局进一步完善，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绿色发展初见成效。但也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

从PMI走势分析，如无特殊情况，制造业PMI从2017年开始将稳定在枯荣线之上，但增幅很小，波幅不大。中国的经济发展己到达U型（或L型）底部，不可能大幅下降，也不可能快速上升。在底部要维持多久是受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但时间不会很短。以此推测，中国“十三五”的GDP增长将稳定在6%~7%。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这是最好的结果，在全球仍然是中高速增长，但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讨论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发展下行压力时，明确提出了供应链战略，如“促进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合作”“建立APEC供应链联盟”“建设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打通阻碍区域供应链联接的阻塞点”“如期实现2015年前将区域内供应链绩效指数提高10%的目标”。可以看出，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是全球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点。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指出：“现在需要对接各国战略和规划，找出优先领域和项目，集中资源，联合推进，这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创造需求和就业，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置，提高综合竞争力，打造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亚洲发展新气象”。这是中国的亚太与全球供应链战略框架。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与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及广泛响应。“一带一路”战略把中国的全球供应链战略具体化。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又进一步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略，优势互补、互联互通、合作共贏，走一条经济全球化的新型之路。

全世界有一个通用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供应链水平，即供应链绩效指数（LPI）。这是世界银行自2007年以来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全球性指标体系，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物流水平及其参与全球供应链能力的国际性指数。2012年该指标有155个国家及地区参与，由6个指标构成。包括：货物通关效率；物流基础设施质量；环境，竞争性价格与物流的便利性；物流服务商的竞争力和质量；物流信息、追踪、可视化能力；货物到货率。世界银行对这些指标设定了一套调查与分析的运作模式，尽量做到客观、公正、透明。由于设定的样本物流企业大都与进出口贸易有关，所以有一定局限性，但可比性较强。世界银行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指标是可变的，2012年就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2012年LPI前10位是：新加坡、中国香港、芬兰、德国、荷兰、丹麦、比利时、日本、美国、英国。中国大陆2012年排名第26位，2014年排第28位，2016年排第27位。

世界银行认为，以下七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特别是综合运输体系，这是LPI的基础；二是物流服务水平，核心物流提供商的服务和竞争力是国家整体供应链绩效的另一半；三是海关和边境手续效率，这涉及节约交易时间；四是物流环境的优劣，包括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府效率、是否存在腐败性支付等等；五是区域贸易便利化和一体化水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广泛的信息共享；六是供应链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物流必须提上日程；七是软硬件同步发展，经验表明软硬件可以互为补充。同时，世界银行认为，各个国家打造全球供应链，令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并列举了一些国家的改革措施。从整体看，发达国家一般由运输主管部门主导，发展中国家一般由商务与经济主管部门主导。世界银行特别指出，2011年美国设立了供应链竞争力委员会，每年发布美国供应链年度报告，中国专门设立了物流发展的协调机构，还有南非、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做法都值得肯定。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第一大物流市场国，全球制造业大国，港口货物吞吐量与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国，但在全球LPI中一直位居20多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符。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认真寻找短板，如物流总成本与GDP的比率达16%，比发达国家高一倍。这是由于中国物流服务商发展不充分，物流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度低，使实体经济企业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实施供应链管理是降本增效的最佳选择，据欧美研究机构的长期分析，物流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个企业如果只是简单的以第三方替代自营物流，借助第三方的规模效应和营运特点可节约成本5%；第二阶段，如果利用第三方的网络优势进行资源整合，部分改进原有物流流程，可节约物流成本5%~10%；第三阶段，如果通过第三方物流根据需要对物流流程进行重组，使第三方物流延伸至整个供应链，可取得10%~20%的成本节约。所以，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进供应链管理是一大战略，启动越早越好，对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至关重要。

价格指数主要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是商品与服务在进入流通环节后实现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体现，是政府回笼货币的主要渠道。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根据国际惯例，由于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CPI连续三个月下跌、由正变负，称为通货紧缩；由于社会总供给满足不了社会总需求，或货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引发CPI连续上涨，称为通货膨胀，CPI在5%以内为温和通胀，5%~10%为通胀，超过10%为严重通胀。一般情况下，5%以内的通胀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通胀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结构矛盾型、外部输入型、政府调控型，也有的是综合型通胀，即有几种原因同时推动。

在中国，引起CPI与PPI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供求关系（数量、品种、质量）。一般而言，供大于求物价下降，供不应求物价上升。二是货币供应量。社会上的商品流通量必须有相匹配的货币流通量，社会货币流通量过大，容易引起CPI上升。三是生产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农业、流通业是“大而全”“小而全”的运作模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改变。农业生产更是小生产方式，这必然增加许多不必要的流通环节，提高了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四是物流成本。由于中国商品流通环节多、库存大、周转慢，综合运输体系不健全，物流装备不先进，加上非正常性收费，推高了物流成本，是影响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五是城镇化推进。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会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农民进城以及他们进入流通领域的生存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波及物价水平。六是国际价格。中国是全世界的中国，国际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变动必然会影响中国的物价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CPI为负增长的有4年，超过5%的有13年，其中超过10%的有5年，1994年通账率达到24.1%。21世纪以来，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PPI为负增长的有12年，超过5%的有13年，其中超过10%的有5年，1993达到24%。其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CPI与PPI超过10%的年份是重合的；二是“十二五”期间CPI十分稳定，但PPI一直在下降。钢材、煤炭、水泥、玻璃等生产资料，汽车、家电、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费品价格都在下跌，这足以说明一些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3月—2016年8月PPI都是负增长，2016年9月才开始微弱回升。

国民经济发展一般是GDP高速增长与高投资、高通胀连在一起，但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局面。另外，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充足，广义货币（M2）的增速（2011—2015年年均增长16.6%）大大超过GDP的增速（2011—2015年年均增长7.8%）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2011—2015年年均增长14.6%），但并未引发通胀（2011—2015年CPI年均增长2.8%）。这种看起来反常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一是工业品供大于求，工业品价格一直处于低位；二是农产品供给充足，波动大的主要是季节性农产品；三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部分被吸纳到房地产与股市，而高房价不在CPI统计之列；四是服务业的短板会推动CPI的涨幅，但在有效控制之内。纵观“十三五”的总体趋势，CPI将是平稳格局，而PPI不确定因素较多，推动工业品价格适度上涨，从负数变为正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解决的一个难题。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反映的是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的趋势。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或三大动力，一是消费需求，二是投资需求，三是出口需求，即国家统计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前两项构成了内需拉动，其中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消费，是千家万户的微观消费活动的总称；政府消费指的是政府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消费，特别是公共服务消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承受着经济增速下行的巨大压力，从2007年的14.2%到2015年的6.9%，同时承受着消费增速下行的巨大压力。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是2004年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2001—2015年年均增长14.6%），2016年的增速为10.5%左右。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2015年增长8.2%，是2001年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2001—2015年年均增长14.5%），2016年增速在7%左右。这一情况是在以下条件下发生的：一是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二是2020年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三是M2充足（2001—2015年年均增长16.6%）、物价指数稳中有降（CPI在2%左右）；四是消费对GDP的贡献率2015年已超过60%（2016年前三季度达70%），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网购以30%速度上升；五是中国“新四化”加速推进。

这是否正常，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从5%以上下降到3%以下，处于亚健康时期，中国经济包括中国消费同样受到冲击，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特别是大宗商品产能过剩；二是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三是还没形成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四是中国房地产泡沫从全局扭曲了消费市场，对实体经济与居民消费“挤出效应”十分明显。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提出，住房消费将成为城乡新一轮消费热点。房地产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否认，但高房价并不可取。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12个高房价城市中，中国占了4席。城市房价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之高，完全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政府调控多年但成效不大，这值得认真反思。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痛下决心，提出商品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大家希望能看到一个满意的答卷。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居民消费率，二是投资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8年中，消费对GDP增长为第一拉动力的有26年，投资是第一拉动力的有12年。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根据国际经验，各个国家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不会降至70%以下，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5%以上。经济学家钱纳里研究表明，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199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5.2%，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在全世界均不多见，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直接关系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过低的消费率显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十三五”时期或更长一段时间内，把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5%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消费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长，但在短期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小于GDP的波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较为稳定，即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经济扩张时小于1，在经济收缩时大于1。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消费不仅反映供求关系，也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既反映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获得的实惠。从中可以发现并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当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期望值分别在30%和70%左右。国际经验还表明，外向程度高的国家比相同发展阶段外向程度低的国家，投资率高于消费率10个百分点左右；高储率的国家（如东亚地区）比一般国家投资率高于消费率10个百分点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偏离了这些国际基本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投资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高投资率是必要的，也是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及时做出战略性调整，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己进入新常态，提出了五大发展新理念，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这是十分正确的，将使两个一百年要实现的目标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

消费问题主要指居民消费，这是所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消费影响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模式、发展方式、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居民消费一般可划分为基本性消费（或叫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所谓基本性消费就是为满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费。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与温饱阶段，一般以基本性消费为主，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金额在生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例）为50%~60%；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阶段时，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发展性商品与服务品不断增多，实现消费升级，恩格尔系数下降为40%~50%；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富裕阶段，以享受性、发展性消费为主，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30%~40%。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至35%，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至37.7%。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己进入富裕阶段，但实际并非如此。中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小康阶段，但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群体差别，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是各不相同的。

中国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标志着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如金融服务、旅游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家政服务、社区服务、养老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交通服务、健康服务等等，服务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服务经济逐渐超越工业经济。二是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品牌意识增强、个性化服务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增强。三是消费方式改变，“互联网+”的实施、线上线下互动、体验性环节增多。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服务业是一个短板，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健康医疗服务为例。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未来15年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增长将为维护人民健康奠定坚实基础，消费结构升级将为发展健康服务创造广阔空间，科技创新将为提高健康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将为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构建强大保障。要求到2030年，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立，健康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健康科技创新整体实力位居世界前列，健康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在《规划》的8篇29章中可以看到，全国人民对大健康产业发展与医疗服务水平提升的迫切要求。《规划》提出，“全面建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运行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综合和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建立与国际接轨、体现中国特色的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基本健全覆盖主要专业的国家、省、市三级医疗质量控制组织，推出一批国际化标准规范”。这仅从一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消费的发展方向，这些必然影响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改善以及消费的升级将是“十三五”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重要目标。

流通是商流（商品价值形态的流通）、物流（商品实物形态的流通）、信息流（商品经济行为的流通）、资金流（商品货币形态的流通）的总和。流通是以商流为主体，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支撑的产业形态。流通作为生产与生产、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流通实际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系统，体现国家对商品流通的通道控制力与市场控制力，处于产业链的高端。所以，流通业与工业、农业一样，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一个先导产业。由流通引导的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没有流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运行效率也不可能提高。

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渠道不畅、甚至堵塞，包括“流通不畅”“信息不对称”“资金链断裂”等等，社会流通渠道不畅的结果是衰退。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从一个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必须提升对资源（实物资源、金融资源与人力资源）、生产（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与服务业生产）、市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渠道（流通通道、资金通道与信息通道）的掌控能力。许多经济学家曾表示，控制了一个国家的流通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其本质就是对渠道的掌控力。如果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全球供应链战略，牢牢掌控“微笑曲线”的两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实施了对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全程、全方位的掌控。这既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中国也必须这样做，逐步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后序的分配、消费及交换要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而言，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性质、规模和方式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在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出现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看到流通对生产的制约作用，并认为终有一天生产要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生产和交换“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当社会经济的综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只要产品生产变成商品生产，即为卖而生产，那么“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一般情况下，生产是流通赖以进行的基础和归宿，生产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流通是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二者相互制约、互相决定、互为媒介，是矛盾的统一体，不能脱离一方谈另一方的决定作用。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形成买方市场的总格局。在这种情况中，是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决定着生产。

但实际上，中国的流通并没有很好地对生产起到重要引导作用。原因有三：一是“重生产轻流通”的旧观念还没有清除，没有认识到流通对生产有引导作用；二是流通部门缺少可以引导生产的手段与途径，生产与流通部门是分割的，还没有进入一体化供应链集成阶段；三是大数据、云计算发展缓慢，中国缺少可信的大数据分析，数据混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隐患，企业对政府过度依赖，面对市场往往束手无策，对市场的响应速度迟缓，难以通过市场优化配置资源。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序列中，分配在前，交换（流通）在后。分配的经济职能是借助社会经济规律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则是社会各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之后相互交换自己所需的其他产品，从而达到最终消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与消费之间有两个中间环节，即分配和交换（流通）。正是分配和交换这两个作用不同又相互联系的环节维系着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转。换句话说，二者共同推动着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由于分配处于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属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然后在全社会内进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根据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如根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和价值规律等要求进行初次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两种，一种是产品分配，一种是生产资料分配。无论是产品分配还是生产资料分配，都必须借助于交换（流通）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满足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因此，在此意义上讲，交换是分配的继续，没有交换分配就不能彻底。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初次分配，也就没有再分配，也就没有交换。总之，分配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分配的数量和结构影响着流通的规模和结构；而交换（流通）对分配则有能动作用，不仅调节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而且对分配能否进行到底有决定性作用。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水平提高是消费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贫困到小康，就是以收入水平提高为基础的。但对照国际经验，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仍然有限，主要问题是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不合理，居民收入偏低，贫富差别过大，从而影响了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目前，形成了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的局面。按照消费规律，收入水平增长并不等同于消费水平增长，即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净收入。一般情况下，消费将随收入增减而增减，但随着收入增长往往会出现消费增加量小于收入增加量，高收入人群尤其明显。

“十三五”期间，优化调整分配格局将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难点。从国民收入分配全流程看，调整应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三个层面进行。初次分配要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逐步改变中国的低工资制度；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深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有两种，分别为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经过这种消耗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生活性消费是消费品的消耗，经过这种消耗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必须借助交换（流通）环节，即流通的直接目的是消费。马克思指出，“商品只要最终退出流通，不论在生产活动中或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用”。在这里，流通对实现消费有决定性作用。但消费多种多样，不仅有消费水平、结构问题，还有消费速度问题，这些复杂而多变的需求必定对流通规模、结构、方式和速度产生影响及制约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商业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1.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速度；2.消费的速度”。总之，流通与消费之间是辩证关系，流通是消费实现的必要前提，流通对扩大消费规模有巨大促进作用；而消费对流通也有积极的反作用，对流通的规模、结构、方式和速度均具有影响及制约作用。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情况看，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决定生产，既是一个客观真理，又是一个客观实际。生产的目的是最终消费，消费总量决定生产总量，消费要求决定对生产的要求，消费结构决定生产结构，消费的趋向决定着生产的趋向。住房、汽车、家电、食品均如此，如果不让生产适应消费，而是为生产而生产，必然出现生产过剩或生产短缺，无法满足人民生活与生产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政策框架，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也是整个“十三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2016年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2017年拓展为四个方面：一是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二是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流通行业、物流行业、金融行业、信息行业都要为此作出努力，使大流通产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发挥得更好。